赵振川，1944年生于西安，祖籍河北省束鹿县，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画学会副会长，文化部艺术发展中心中国画创作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中国画高级研修班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国务院授予“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父亲、老师、师兄，都已经离开赵振川先生很多年了，而当年的小娃娃也已年近八旬，但赵振川没有停下画笔，没有停下脚步，没有停下追寻笔墨的心。如今，他的画室如同当年父亲的一样热闹，不断有学生、朋友来访……一切仿佛又回到一个原点，而更可慰的是，那颗热爱生活、扎根生活的初心始终没变。也许，艺术的传承就是如此，前辈牵着晚辈的手，走到一站，挥手告别，未来的路，会有新的年轻人在等待接棒。

2019年，秋日的西安，微雨，一种怀旧的天色覆盖着这个十三朝古都，对著名画家赵振川先生的采访是在他的家中。泡上茶，待热气袅袅升腾，突然听到蝈蝈的叫声从某个角落传来，看来属于它的季节尚未过去。

赵振川刚从祁连山回来，“逛山”是他最大的业余爱好。到山里、到乡下，到老农民家中，最有意思。遇到年龄相仿的老头儿，他特别愿意跟他们聊聊天，“这是回味人生很好的方式”。每一次去，山里都在发生变化。他最近到过潼关，昔日险峻异常的三省要冲之地，如今火车几秒钟就过去了，他感慨：“要塞只留下了一个名字。”

时代和火车一样，滚滚向前，赵振川从来不是一个抓着过去不放的人，但当回忆故去的那些人和事的时候，他能更清晰地看到自己的来处。

谈父亲赵望云：人格非常强大，让我浸泡在文化氛围中

“首先肯定要谈父亲，父亲在人格上非常强大。”76岁的赵振川，是著名画家赵望云之子。虽然父亲已经去世40多年，但在儿子心中，依然高山仰止。

在公开资料中，我们可以知道，赵望云出生于1906年，河北束鹿人，早年与王森然、李苦禅等组织吼虹艺术社，1937年创办《抗战画刊》，创作面向生活，尤其擅长表现陕北山水和各族人民的劳动生活。

但在赵振川的讲述中，我们能看到一个“更生动”的赵望云。

赵振川1944年出生在西安，出生不久，全家就搬到了粮道巷的一个小院儿，租的房子，有上房、东厢房、西厢房……是一个典型的北方院落。

小院儿听上去不小，可架不住人多。在赵振川记忆中，小时候家里永远是人来人往，有学画的、看画的；吃饭的人也多，父亲的学生黄胄、方济众、徐庶之，干脆就住到家里——不仅免费，还管伙食。

赵望云的画室在院子南面的门边上，大人们在那儿画画，孩子们就混在中间玩。稍微记点儿事的赵振川知道，家里数画室最热闹。赵望云是一个穷画家，每年开两个画展，挣的钱才勉强够维持生活。

“父亲从小教育我，要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赵振川记得，有一次，门外走过担大粪的工人，小孩子嫌臭又调皮，捂着鼻子跑，一边跑还一边喊：“担大粪的来啦！”父亲看见了，严肃地叫住了赵振川说：“不许这样，这是劳动人民。”这个童年片段给赵振川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永远记住了父亲的教诲——要尊重劳动者。

这也和赵望云的艺术思想是契合的。1933年2月12日到6月28日，《大公报》曾连载“赵望云旅行写生”15辑，共130幅。这些作品将农村生活中的赶车、拾粪、讨债、把草、晒太阳、烧砖瓦等情景真实地展现出来，把破产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痛苦和落后贫穷的社会现象，以新闻形式暴露在国人眼前。

此前，中国画表现的主要是社会上层的审美，而在赵望云的笔下，开始出现普通人的生活，古典中国画和生活现实紧密联系。当时，赵望云也不过二十多岁，就走了这样一条不被人看好的艺术道路，在今天看来仍是革命性的举动。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赵振川和家人去西华门街口看解放军进城，“他们头上戴着柳条织成的草圈，老百姓去欢迎的人很多，很热闹”。

不久，解放军的领导就来看望赵望云一家，还送来了面和布，这下吃穿就都用不愁了。

赵振川说：“一解放，反差好大。”

为什么这么讲？原来，1948年年底，赵望云刚刚从国民党的监狱出来，受尽酷刑。因为1942年，在重庆，他给周恩来画了一张《相马图》，这张画挂在了王家坪毛泽东的会客室，后来转战陕北，画没带走，被胡宗南看见，就落下了“通共”的罪名。

入狱期间，赵振川跟着姐姐和徐庶之，去监狱探望过父亲，“那是一个傍晚，刺刀明晃晃的，父亲被从后面的小门押出来，跟我们见了面”。

赵望云当时以画劳苦大众、反映社会现实闻名，早就在国民党的“黑名单”上。新中国成立后，一切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1949年6月，赵望云到北平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回家的时候，嘴里哼唱的是“胜利的消息要传开”，非常兴奋。1950年，赵望云任西北文化部文物处处长，做了五六年文物的基础工作。

“现在说到父亲，都知道他是画家，其实他放下过画笔，做了很多文物事业的基础工作，很不容易。”赵振川说。

敦煌莫高窟、西安碑林、甘肃炳灵寺石窟、半坡遗址……赵望云的工作几乎涉及西北所有的重要历史遗迹，文物界尊称他为“西北文物事业的奠基人”。

父亲的这段工作履历，让赵振川有了一个特别的成长经历——他是在碑林摸着石头长大的。

西安解放后不久，为了方便工作，赵望云全家就从粮道巷搬到了碑林居住——那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圣地。“唐玄宗《石台孝经碑》、颜真卿《颜家庙碑》、僧怀仁集王羲之书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就在我生活中。在那种环境里，我对文物、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亲切感，也有敬畏感。后来，碑林建成了博物馆，孩子们就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

聊到这里，赵望云似乎就和天下大部分父亲一样，沉迷工作，并没有因为自己是画家而对赵振川有什么特殊教育。赵振川的叙述也证实了这一点：“小时候没有系统学画，就常听父亲和朋友们聊天，他们不聊是非，只谈艺术。要说艺术道路启蒙，可能就是我早早地浸泡在了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中。”

谈老师石鲁：要求学生能临摹、能写生、能下乡、能转化为笔墨

1959年，赵振川初中毕业，人生出现了一次转折，他被分配去学统计——那就去吧。政治经济学、运筹学、会计学……“现在回想起来，还挺值得学，能得到看世界的另一种眼光”，他的大部分同学后来都供职于统计部门。

然而，眼看快毕业了，却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学生老师都吃不饱，饿得脸都肿了。赵振川只能在大雁塔边上放羊时，偷偷摘个玉米吃。1962年春，学校停办，学生各回各家。

半大小伙回家咋办？这时，恰巧西安美协成立学员班，采用传统的“师带徒”方式教年轻人。当时有个传统，父不教子，学艺的一般老子不教儿子，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也没教儿子，后来成为京剧表演艺术家的尚长荣，学的是花脸。所以，尽管赵望云也是学员班的老师，还是请了画家石鲁先生来教赵振川。

石鲁出生于1919年，15岁就考入成都东方美专，系统学习传统绘画，抗战爆发后投身革命，经常背着自制的画板为陕甘宁边区的老百姓、小八路画速写。赵振川的人生就这样出现了第二次转折。1962年夏，身为画家之子的他，终于开始正式学画，而这一学，就到了今天。

其实小时候，赵振川也画画，不过那是画着玩儿，临摹小人书上的淝水之战，被大师兄黄胄看到，夸他“画得还可以啊”，到了学员班，才算真正上道。学员班的学生不过数人，在西安美协的院儿里占用了一间屋子。就像古时候一样，没有什么教程和课本，但师傅领着徒弟的手，时时刻刻都在学。

一进班，老师石鲁就让赵振川临摹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年轻人并不理解这幅画的内涵，也体会不到古人的情感，觉得很枯燥，但就是要这样“一点一点往前拱”。“中国文化是个博大精深的体系，《富春山居图》画得润极了，苍润，它的线条都是长披麻皴，这是中国画用笔的重要方法，一波三折——一条线里波折出多个层面，不然怎能用几条线就把富春山水画得如此雍容？中国笔墨的魅力就在其中。”赵振川说。

老师还强调画速写，“石鲁先生对速写的要求很严。速写要求你能在瞬间把握对象的外貌、形态，甚至内心状态”。年轻人脸皮薄，不敢站到人堆里，赵振川就经常站在大门口观察——如果时光倒回半个多世纪，你一定能在西安钟楼邮局的角落里看到他。

除了临摹、速写，赵振川学画的另一个训练方式是下乡写生。这里不得不再次提到父亲赵望云。时隔半个多世纪，他依然记得1963年，父亲第一次带着他去祁连山写生。从兰州到肃南，上祁连山，翻越当金山口，人迹罕至，只有魔鬼一样的山体和柱子一样的旋风，那种荒蛮感给年轻的赵振川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那时候年轻，没有多少创作经验，观察和造型能力也不好，但就得锻炼，云杉林、古松林，看到什么画什么。”赵振川说，写生有线条写生和笔墨写生，在现场画的是线条，回来就得赶紧转为笔墨——中国画讲究的是笔墨，这个转化过程并不容易，中国画界一直到前几年都还在讨论。

那时候每年都要下乡，赵振川从不放过跟着前辈画家出去的机会。1963年，他到了渭南，画了黄河边的风景。“我现在都记得那些黄河边的老村落，村口有大皂角树，挂着一口大钟。村里一有大事就敲钟，村民就会聚到树下。妇女们在田里锄地，穷也挡不住爱美之心，头上都戴着花花手帕，很好看……”赵振川说，“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留在我心里，不去下乡，不会知道这些。”

长安画派的老一辈画家都非常注重生活写生，而且他们都是以普通大众的身份进入各自的生活中，在写生时并不是为了确立自己“画家”的身份认同，更不以画家自居。

回过头来看当年所受的艺术教育，赵振川说：“一方面，我有机会跟着父亲早早地到生活里去；另一方面，我得益于老师的‘亲授’，这和在课堂里上大课不一样，中国画讲究的是‘亲授’。能临摹、能写生、能下乡，能转化为笔墨，这就是我的艺术之路。”

“父亲的创作思想是民间、朴实的，是反映生活的、天然流露式的创作；石鲁先生有着从苏联到解放区的艺术经验，更重视主题性创作。父亲教我读生活、重视生活；石鲁先生教我巧妙构思、升华精神，两者缺一不可。没有生活的积淀，你谈不上升华；没有升华，你表现不出中国画的张力。”赵振川说。

然而，学了没两年，1964年，作为知识青年的赵振川就“彻底下乡”了，插队到了陕西陇县李家河乡普陀生产队。这也是父亲的决定，他对赵振川说：“你应该下乡，下乡就跟当年闹革命一样，而且对你画画有好处。”

赵振川在农村一待七八年，苦活累活都干过，“现在回过头看确实有好处——让我对人生有更深刻的理解”。赵振川记得，村里人跟他讲，如果在你前面放一堆金子和一个娃，你要哪个，“当时我想，得要金子啊，但村里人跟我说，要娃。后来我明白了，娃是能够传代的，这是仁者爱人啊。”

干农活的间隙，赵振川抓紧时间画速写。当时生产队长问他，“画画要紧还是吃饭要紧”，赵振川想了想，还是吃饭要紧，于是干活更卖力了。对有的人来说，记忆中的苦日子可能一辈子都是苦日子。但当赵振川笑着讲述这些往事时，他已经成功地把当年的苦日子转化为今天的财富。这种转化，就像把线条转化成笔墨。赵振川做到了。

1971年，赵振川调入陕西省火线文工团，专门为三线建设服务，经常跑陕南的秦岭大巴山。别人晚上演出下午休息，他就拿着速写本出去画画。石鲁是个很直接的老师，有一次，赵振川把速写本交给他看，只得到了一句评价：“你这速写不行，不能用。”

“不管能用不能用，画总是有好处，你老在生活里泡着呢。要做一个真正的画家，就要有热爱生活的初心。这方面，我还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人，不把艺术当作敲门砖、当作谋取金钱和地位的手段。”赵振川说。

谈师兄黄胄：胆子极大、下笔最狠，一个充满激情的艺术家

赵望云有三个最得意的学生：黄胄、方济众、徐庶之。三个穷学生吃住都在老师家。黄胄比赵振川年长近20岁，赵振川出生时，黄胄已经住在他们位于粮道巷的家中。所以，他既算是赵振川的大师兄，又像父辈，“我一岁时，他还抱着我一起拍了张照片。那时候他还是个小兵张嘎一样的年轻人，脸上的神情一看就是小伙子，还没有后来的深沉。”

赵振川记忆中的黄胄是一个“典型的艺术家”，充满了激情和幽默。比如，学谁像谁，陕西话、广东话、河南话、四川话，张口就来，只要他在，家里就充满欢声笑语。而且黄胄记性还特别好，电话号码都能背出来，这个“本事”在画家中绝无仅有。

赵振川说：“黄胄的画让人觉得很爽，胆子极大，下笔最狠，这和人的心胸有关，成就一个人很多时候是天性使然。我受很多人影响，下笔的时候就会想到黄胄。”

事实上，生活并没有优待黄胄。他1925年出生于河北蠡县梁家庄，那是一个偏僻的小村子。因为祖父是戏班的，黄胄小时候经常画“戏子人”，但从来没人教，全凭自己喜欢。初中上了一年，就因父亲去世而辍学，黄胄为了学画，流落到西安。

黄胄是他给自己起的名字。那是在一次学校组织的体育比赛中，他获得一面写着“炎黄之胄”的锦旗，经语文老师解释意思后，他决定要做有为的炎黄子孙。

很多年以后，黄胄在北京创办了中国第一座大型民办艺术馆——炎黄艺术馆。那是后话，总之，17岁的他遇到赵望云时，还是一个流浪少年。

1943年，黄胄拜赵望云为师学画。据说当时赵望云一见黄胄和他的画，兴奋地到处跟人说：“今天遇到了一个小孩子，画得非常好。我从不收学生，但是今天我收了他做学生。”

黄胄在老师家一待就是5年多。赵望云特别宠爱这个聪明的学生，甚至比对自己亲儿子还好。黄胄性格豪放，住在东厢房的一个房间，经常不叠被子不收拾屋子，画笔挥起来还搞得满屋子墨迹。赵望云一点儿也不生气，还说：“学生是国家的人，理当多关心，而且我就是喜欢冒尖的，谁冒尖我喜欢谁。”

赵振川回忆：“黄胄这老兄不修边幅，充满了意志，充满了激情，在困难面前从不胆怯，是一个真正的勇士。他在绘画上是一个劳动模范，一个早上要画4张三开纸；甚至到病得一塌糊涂坐不起来了，他还在画画……”

黄胄最大的特点就是巨大的写生量，这也正是赵望云教给学生的艺术理念——在生活中写生、从写生中塑造个人风格。赵振川说：“黄胄之所以取得那么大成就，就和我父亲要求他大量写生有关。他的写生量，一般学校里的学生达不到。那时候我们画速写，一画画半天，全神贯注，基础非常扎实。”

在赵振川看来，黄胄就是一个写生成功的典范。赵望云的学生，旅行写生是必修课。1944年，黄胄去了八百里秦川；1946年，去河南黄泛区写生；1948年，又去新疆写生，用了近3个月时间画了大量民族风情的作品。秦川的帝王气魄，新疆的民族风情，黄泛区的人民苦难，都成为黄胄笔下的一张张写生。他看到了一个天大地大的世界，那将是他艺术生涯不竭的生命源泉。

黄胄对自己的艺术道路有清醒的认识。1947年，他曾以梁叶子的笔名在《画家与时代》一文中写道：“要做一个新时代的画家，只是会追求与开创自己的美的道路，只是自己吃饱了饭便忘了那些没有吃饭的同胞是不够的。他是应当和别的艺术一样，永远站在时代的前端，不是同样地可视为时代的号角与黎明的晓钟吗？”

1949年西安解放之后，黄胄参军，到西北军区从事美术工作，一直到1955年才回北京。大西北，那是成就赵望云的地方，现在又将成就黄胄。1941年，赵望云因为《抗战画刊》停刊而失业，冯玉祥将军想为他安排一份政府的工作，赵望云没有接受，而是选择了北上西进，开始布衣画家的生涯。他认为，能到祖国任何一个角落写生都是很幸福的事情。黄胄追随老师的脚步，也走向了大西北，多次到甘肃、青海、新疆等地写生，仅1956年在和田就画了近千幅。

赵振川说：“黄胄能成就自己，还是因为他表现了生活。西北是一片艺术的沃土，他把一个题材画到了死，增加了中国画新的审美领域——表现少数民族。”也许，少数民族热情奔放又无拘无束的生活正和黄胄豪放的性格不谋而合，当客观的美与主观的性情相契合，艺术将焕发出最本质的精气神。（作者：蒋肖斌，系中国青年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