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6月，党的三大经过热烈讨论，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指示，决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大会还规定了保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一些原则。遗憾的是，大会没有提出工人阶级争取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直到1925年1月，党的四大召开时，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

党对民主革命领导权问题进行不断探索

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党的三大对国共两党及其所代表的阶级力量作了片面的估计，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

三大结束后一个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传到中国，强调：“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加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指示还提出：“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在中国进行国民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同时，“应当力求实现工农联盟”。

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于中国共产党克服三大的不足，对于党进一步认识民主革命领导权问题，有一定积极意义。然而，问题的真正解决，依靠的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不断努力。四大召开前，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邓中夏等，先后撰写《中国农民问题》《外力，中流阶级与国民党》《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论工人运动》等文章，对民主革命领导权问题进行探讨，为后来党的四大解决这一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国共合作的具体实践要求党“取得领导的地位”

1924年1月，国共合作正式建立以后，以广州为中心，革命力量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形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空前大发展，基本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但是，仍有一些地主买办分子、官僚政客和南方军阀留在国民党内，并占有一定的地位，构成国民党右派的主要基础。

1924年6月起，国民党右派相继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及所谓《护党宣言》，攻击污蔑共产党。国民党右派的活动，使共产党人意识到，必须坚决反击痛斥其反动行为，同时，还必须从理论上回答和解决民主革命领导权问题。于是，在1925年召开的党的四大上，代表们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深入探讨。

无产阶级必须取得革命的领导权

经过探讨，四大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大会指出：中国民主革命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它既“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德谟克拉西（英语“民主”的音译）革命”，又“含有社会革命的种子”。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关于工农联盟问题，大会强调，“中国民族德谟克拉西运动之发展，当与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为正比例”，其中农民是“重要成分”，“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不解决农民问题，“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对于国共合作问题，大会总结一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后指出：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既要反对“左”的倾向，也要反对右的倾向，而右的倾向是党内主要危险。共产党要做到：在国民党内和党外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民众宣传上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既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和组织上发展，又加紧同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作斗争。

四大解决了民主革命领导权问题，统一了全党认识。四大以后，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群众运动进一步发展，促使以五卅运动为标志的全国反帝运动爆发，掀起了中国大革命的高潮。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党的四大对于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过程中的复杂问题，缺乏必要的研究，也没有作出明确的、具体的回答。同时，四大也没有认识到国共合作中既团结又斗争的辩证关系，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掌握武装对于争夺领导权的重要意义。这些，都为大革命的失败埋下伏笔。